上世纪50年代之前，人们对翻译研究只限于一些随笔式、印象式的散论，历史上对翻译家的论述，大多是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发表一些感悟，给人们造成的印象是零碎而片面的，且仁者见人，智者见智有杭州翻译学者对此进行了如下总结：
回顾翻译理论史，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现代人对语言的本质和结构有深彻的了解之前，根本就没有理论可言。前人所提出的 翻译理论，不外是一些对个别语言特征见解，对上层社会的语言应否翻译成通俗语言的讨论、对某些译本中的用词是来自本土语或外来语的探讨、对应该直译或意译的永无休止的争论。。。
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也曾指出，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关于翻译的论述有很多，都是些零散而相互抵触的观点。翻译家们确实对翻译研究做出了一些巨大贡献，但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系统的翻译理论。总而言之，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早期的翻译家们没能将他们对翻译的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讨论的范围基本上都是 翻译方法与原则、风格的传达以及 翻译标准等问题。有的翻译甚至认为翻译同文学创作一样，靠的是译者的天赋与禀赋、灵感与悟性，这无疑是给翻译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因此，在现代语言学介入翻译研究之前，翻译研究都只作为传统文学的一个分支，这一阶段也由此被称作“语文学式的翻译研究阶段”。然而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建立，翻译理论家们也逐渐有了学科意识，并自觉运用语言学的成果构建翻译理论，从而为翻译研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打下坚实基础。
但是，语言这条语言学路径走得并不十分平坦。这一方面表现在，从翻译研究语言学派的诞生之日起，文艺学派就与之争锋相对。这种对持局面在苏联的翻译理论界表现得尤为突出。以加切奇拉泽为代表的文艺学派坚决反对把文学翻译列入到语言学理论中，他们认为 文学翻译是一种文学创造，属于美学范畴，其首要任务是创造性第追求艺术上审美的相同效果。
翻译是一种以语言媒介的交往实践，这就决定了在 翻译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其他因素，而是语言。与其他学派交锋，让我们认识到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路径的确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但绝非“此路不通”。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向某些学派那样完全摒弃语言问题的研究，而是要有一种“偏向虎山行”的精神。我们必须对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进行回顾与反思，并在此基础上理性地思考其今后的发展与出路。毕竟站在人的肩膀上，我们能看得更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