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翻译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之前，翻译研究只是作为传统语言文学的一个分支，这一阶段也由此被称作“语言文学式的翻译研究阶段”。这一阶段人们对翻译的研究只限于一些随笔式、印象式的散论。自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翻译走入了结构主义现代语言阶段。翻译研究者试图借助结构语言学研究成果来建构译学理论。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是Eugene A.Nida,他借鉴了乔姆斯基的表层结构/深层结构的转换理论，对语言进行抽象的深层次的分析，寻找他们的共同之处和普遍规律，以证明语言之间的可译性。

    Eugene A.Nida还建立了一个翻译的解码——编码模式，奠定了“翻译即科学”的翻译观。这一翻译观完整第体现于其著作《翻译科学探索》中，此外，J.Catford也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代表，他的专著《翻译的语言学理论》是英国翻译理论语言学派的代表作，堪称翻译理论的里程碑。到了8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发展到结构主义研究阶段。这一阶段的翻译研究走出了本文中心的误区，从内部研究走向外部研究，以文化学派为代表的各种学派层出不穷，如多元系统学派、操纵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女权主义学派等等，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完全抛弃了结构主义现代语言学阶段的观点和成果，只对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想兴趣，意在揭示翻译实践与研究中蕴含的文化与政治因素。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包括文化学派的Andre Lefevere 和Susan Bassnett和操纵学派的Gideon Toury等等。

    国内的翻译研究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走过西方半个多世纪历程，经历了西方类似的三个阶段，即从语言文学式的研究模式到80年代中期的机构主义的现代语言学模式，再到90年代中后期的解构主义研究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对Nida翻译理论的译介和评述几乎成为我国翻译研究的全部内容。谭载喜的《奈达论翻译》以及金先生的《论翻译》，使得奈达翻译理论在我国译介得到广泛的传播。我国学者也尝试着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成果，探讨英汉转换旋律，如《等值翻译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90世纪后半期，我国翻译研究也转向了多元化、多角度。杭州翻译公司的辜教授提出的“多元互补的翻译标准”是这一转向标志。西方结构主义阶段翻译理论的译介和评述成为国内翻译研究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