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与翻译间的关系的探讨古已有之，贯穿着整个中西方翻译史。不论是古罗马李果对希腊文明从奉为至宝到任意宰割的态度转变，还是中国汉唐时期对印度佛经的汉化儒化之争，无不反映了一个名族对文化交流的态度。一千多年前东晋高僧道安就提出了佛经翻译中的“五失本、三不易”论，他认为，翻译的目的正是因为人们不通异域之言，需要译者传达，使其通晓之。虽然表述不同，他的意思却与今天杭州翻译社津津乐道的“归化”翻译策略如出一辙。遗憾的是，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关于“文化翻译”的讨论一直被归并在对“意义”的基本态度中，未能最为一项独立的大课题加以研究。人们更关注往往是形式或内容是否“对等”，对原语和译语之间的文化差异缺乏理论认知，那些影响和制约翻译活动的诸多文本外因素，如意识形态及文化传统等等，更是长期处于翻译理论的研究范围之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西方翻译的文化学派异军突起，给翻译研究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西方翻译理论家将研究视线从文本转向文本之外的社会与文化，从多元文化理论、结构主义、女性批评、“食人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许多学科的角度把文化纳入到翻译研究中。二十世纪七十及八十年代中国译论中已有不少实际上是属于文化翻译的论述，如林语堂、钱歌川、宋琪等都曾有过涉及文化翻译的论述。1990年，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出版，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西方翻译研究“方向转向”的发展方向，对中国翻译研究界是一个有益的促进。研究界打破了传统的观念，把翻译研究带进了一个多维发展的新阶段。

    二十世纪最后30年翻译规模和范围空前扩大，也使翻译充当文化交流桥梁的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翻译题材的范围从单纯文学或宗教作品扩展到科技、经济、法律、商业等方面，不同名族、不同文化的人们进行着全方位的交流，彼此之间的联系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频繁和深入。翻译从此走出了纯语言交流的象牙塔，进入色彩斑斓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

    虽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英语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的通用语言，世界上80%的网络内容是英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语以外的语言会消失。语言的消失会导致文化的丧失，对于整个文化来说，任何一种语言或文化的灭亡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很多国家都在积极采取措施保护本国语言，很多有识之士亦在极力倡导“语言文化的多元性”。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国际社会之间的交流不可能出现英语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仍然是多种语言的对话，只要语言的多样性存在，翻译仍将是不同文化之间沟通交流的主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在促进世界语言文化多元化，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将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性。

    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中重要一员，其语言——汉语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语种，随着中国经济的振兴，汉语必将在国际对话中得到更广泛的使用。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也迫切地需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对于中国的翻译者来说，我们不仅需要了解汉英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更要了解这两种语言承载的文化之间的异同。只有这样，翻译中障碍才能最大程度的扫除，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形态以及文化多元化。正如翻译家尤金-奈达所说的，“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Nida,1993)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将成为翻译理论研究者和翻译从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这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