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翻译，我们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文化交流中一直广泛的进行着，但是历史中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丰富的翻译活动,一直被实践者认为是充满障碍的工作，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这两方面情况的长期存在，或者说翻译领域被历史学界、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状况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翻译一直被当作一种“雕虫小技”。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不予重视，历史学家对翻译活动熟视无睹，知识界对翻译的认识几乎为零。

    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翻译活动在两方面被屏蔽：一是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够承认；二是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得不到科学、系统的研究。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对翻译的这种轻视态度不仅仅来自翻译界的外部，而且还来自翻译界的内部。翻译界内部的这种自我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对翻译的看法，渐渐在有关的学界形成一种偏见：翻译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因此，翻译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对翻译理论研究得不到学界的关注和支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才逐渐开始改变。

    长期以来很多杭州翻译公司的翻译家本身专注于翻译实践，却忽视了对翻译问题的理性思考与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个历史误会。但是丰富的实践和贫乏的理论之间所产生的这道深深的裂痕全不能完全掩盖在数千年翻译历史中。翻译活动的特殊性提出了种种问题和困难，而面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翻译家们也不能视不不见，无动于衷，因为他们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家们对翻译理论思考的忽视，并不说明翻译就没有理论研究的必要，也并不意味着翻译的种种问题因为翻译家的忽略便不存在。

    事实上，在漫长的翻译历史中，翻译家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着形式多样的丰富实践，虽然对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还没有一种清醒的理论意识去加以关注，但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手法、策略，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体会，尤其是他们从中悟出的一些道理或原则，是一笔笔非常珍贵的遗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弥足珍贵的译事经验，由于学界长期没有予以重视和关注，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被历史所尘封，无法发出其耀眼的光芒。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一批具有强烈探索精神和清醒理论意识的学者，如前苏联的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加拿大的维纳与达尔贝勒内，试图以语言学为指导，打开翻译研究的大门，将数千年来一直处在技艺层面的翻译经验纳入理论的思考、系统分析与科学的探索范围。到了70年代，以美国尤金为代表的一批翻译理论家，他们不断拓展翻译研究领域，将翻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为翻译学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