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加利亚地处东南巴尔干半岛，毗邻黑海，与中国相去遥远。保加利亚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但历史上鱼中国文化和文学来往并不久远。在其他相邻的欧洲国家纷纷有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播总价及本国文化的时候，保加利亚文人、旅行家和宗教人士却鲜有涉足华夏，更遑论在史料中留下记载。原因不得而知，从地理上分析，略微牵强的解释可以归为黑海挡住了保加利亚东去的视线，大航海时代的技术兵没有被保加利亚人用来穿越黑海，到达东方；或者他们仍然仍然惮于鞑靼人的勇武和侵略的战斗力，所以相比那些离东方更远的欧洲国家，他们的脚步显然慢了很多。

    中国对东欧以及东南欧国家文学的关注，始于周氏兄弟。1906年周作人到日本与鲁迅筹办《新生》杂志，计划为杂志创刊号翻译一批东欧、北欧国家的文学作品。虽然后来杂志筹办计划搁浅，但两人的文学译介工作从此成就了各自在中国文学翻译界的地位。周作人与鲁迅、茅盾并称为“弱小名族学”译介史上三巨擎，在“被损害名族文学”的译介过程中功不可没。他的译作涉及俄国、波兰、匈牙利及北欧诸国文学，因为在这些鱼中国具有西斯命运的名族文学中，蕴含着可以帮助当时的中国医治民族痼疾的灵丹妙药。周作人对保加利亚文学也有了提及，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一文中，他提到了波西米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等东欧弱小民族。

    对这些弱小民族的为亡之势的关切之情，及对其文学在救民族于危难的“自雄”的赞许，溢于言表。另外，周作人在《哀鸿篇》中，也提到了保加利亚等东欧弱小民族的作家作品，但是他并没有译及保加利亚作家的作品，故此文不拟涉笔。鲁迅先生对保加利亚文学的译介，大抵算作是保加利亚文学进入中国的发端。而这一发端又必须追溯到伊凡-伐佐夫的创作中。
伐佐夫是公认的保加利亚最伟大的作家，享有“保加利亚文学之父”之誉。1921年8月6日，鲁迅在给周作品人的信中提及他当时正在杭州翻译伊凡-伐佐夫的《战争中的威尔珂》，这是可查到的记载中鲁迅首次提到伐佐夫，伐佐夫也因此可以看作是保加利亚作家收到中国文学界关注第一人。

    鲁迅也许正是因为推崇伐佐夫对这种狭隘偏执的爱国主义的分析批判，才倾心于《威尔珂》的翻译。在鲁迅那里，弱小民族反抗强大民族的统治和压迫的斗争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才是值得颂扬的，因此他将这些弱小民族的命运与处在列强铁蹄下的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为正义的抗争振臂高呼。